哈金：英語寫作多艱難，但好處是自由
哈金，本名金雪飛，1956年生于遼寧，華裔美國作家。1990年出版第一本詩集《沉默之間》。小說多次獲美國重要文學獎項，如美國筆會的福克納獎、海明威獎。除長篇外，也出版了短篇小說集《好兵》、《落地》。現任教于波士頓大學。
對于中國內地的讀者而言，哈金這個名字仍然比較陌生。雖然他已獲得兩次福克納獎、一次海明威獎，但在中國內地，他的小說被出版的除了早年的《等待》，就是去年的《南京安魂曲》。
但是哈金的名字在美國已經叫得響了。在父親去世前，哈金曾把《等待》的手稿給父親看，得到一句“不錯”的評語。結果《等待》賣了50萬冊。對于常常困擾于無法打入美國主流社會的華人作家而言，哈金的突破讓人眼前一亮。
這一突破來自于長時間的寂寞中的寫作。在出版《等待》之前，哈金的小說只在小型出版社出版，每次印數也只有一千多本。說到在美國如何做一個作家，哈金說：“要做好失敗的準備，同時持久地堅持。”
與生活的沖突、寫作上的進取相比，語言文字的障礙只是小事。生活才是大事，才是值得書寫的對象。即將出版的哈金新著《落地》，是關于移民生活的作品。哈金長期游蕩在法拉盛（Flushing美國紐約皇后區境內的一個區域，近年來逐漸成為亞洲裔移民聚居的地方）的華人區，從新聞報道與口耳相傳的故事中汲取人物、事件，又在法拉盛實地考察，寫出了這本短篇故事集。移民生活往往孤寂又凄涼，總是面對恐懼感和選擇困境，但在哈金的筆下，無論護工、司機、妓女都有血有肉，帶著一股昂揚的俠義氣息。故事結尾也往往富于人情味，即便在現實中這些故事的主人公可能并不如意。
哈金說這是因為他受到了契訶夫的影響，不僅僅要表現“生活是什么”，還要寫出“生活應該是什么”。他給生活設定的應有模樣，是無論在任何條件、環境下，人與人之間所應有的希望與信任、依靠與無私。
借著《落地》出版的契機，南都記者通過電話專訪哈金，從小說而起，討論他的寫作經歷、移民生活、詩歌創作以及對當代文學的價值判斷。
《落地》：細節有來源，故事是編的
南方都市報：《落地》這本小說什么時候寫的？
哈金：大概是2004年到2021年陸陸續續寫的。其實我早就有一個計劃，寫一個短篇小說關于移民生活的，但不知道將故事往哪放。1982年去了法拉盛后，就決定放在法拉盛。在法拉盛到處都是移民的臉，而且華人非常多。我覺得美國有些小城就是這樣開始的，這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地方。很快的，法拉盛就成了新的中國城了。
南都：一般來說移民文學都在講述比較悲慘的故事，但是《落地》從移民的視角出發，故事里有許多人情味。
哈金：對，實際上那些移民的生活當中還是有希望的嘛，移民一直不斷地到美國來生活，他們的空間還是有的。辛苦當然都辛苦，大家都惶惶不安的，都是為了尋找家園，但是希望、空間、經歷還是有的，所以說整個故事的基調給人很有生機的感覺，最后的目標是使讀者能夠熱愛生活。
南都：你在《落地》中是否也暗暗放入了自己的經歷？
哈金：很少，自己的經歷不多，可能偶爾在一個小的地方放入了一個小的細節。這些故事有的時候是一個消息，或一個問題，或道聽途說來的故事。當時為了寫作，找了很多細節，把它編成故事，這就需要做很多工作。我去了好多次法拉盛，有時還會住幾天，注意不要把細節搞錯了。
南都：你會像一個真正的記者一樣尋訪故事當事人、還原現場嗎？
哈金：你不能問他們問題，否則他們就什么也不說了。只能看、聽、琢磨、觀察。
南都：畢竟是小說，不用負事實準確的責任。
哈金：是的，有些地方你得發揮，但是不能離譜，必須得是從生活的邏輯上衍生出來的。我寫的每一個事件都有現實的基礎，是發生過的事情。但是這些事情可能是發生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人身上，我把它容納到一個地方了。
南都：比如給三個妓女開車的司機的故事，你是怎么找到消息源的？
哈金：那個故事實際上是很重要的，一般人寫中國華人打拼就是開餐館、做衣服。但實際上地下妓院大量存在，是一個行業。她們沒有辦法，其中有些人也是被騙到那里。也不光是中國人，許多移民都是這樣。這從一開始就沒法回避。但怎么寫這個東西？不能寫得烏煙瘴氣，至少要寫得有人情味。材料還是很多的，當時的報道五花八門。
我有時去法拉盛住幾天，有一次住到一個家庭旅館里。后來我發現那里有各種各樣的妓女，故事都是從那種情況開始的。